玻璃的历史非常早，距今约五六千年，一般认为，这是埃及人的发明，但埃及人只会用砂芯法，而非吹制法，造出来的玻璃比较粗糙，不透明，以图案取胜。过去曾认为中国玻璃是从西方传入的，但上世纪60年代，考古发现了商代玻璃。对于这些玻璃，仍存两派意见。一方认为这些玻璃是通过青铜之路传入中国的，因为有”蜻蜓眼“（造型如清廷眼睛的玻璃珠）“费昂斯”（管状玻璃饰品），这是埃及玻璃的标准造型。而商代玻璃的制造年代为公元前1400年，较埃及晚了1前多年。另一方则认为这些玻璃是本土原创，因玻璃的熔制温度为1400—1500摄氏度，虽然较高（瓷器烧成温度为1200摄氏度，最高为1400摄氏度），但钢水出炉温度在1570摄氏度以上，中国在春秋晚期已开始炼钢，制造出玻璃并非难事。而“昂费斯”“蜻蜓眼”在制造青铜器时会出现，早期玻璃器多用翻砂法，与铸造青铜器方式相同，可见二者有明显的渊源关系。商周时期中国青铜器冶炼工艺非常发达，具备自主发明玻璃的条件。从化学分析看，商代出土的“蜻蜓眼”与古埃及墓穴中的“蜻蜓眼”基本相当，舶来的可能性极大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绝大多数古代中国玻璃中含铅钡，即所谓铅钡玻璃，而西方古代玻璃必含钠钙，是钠钙玻璃，并无铅钡玻璃。二种玻璃性质区别甚大，这或许意味着：中国也是 玻璃的发明国之一，只是中国古代玻璃和西方古代玻璃并非一种东西。直到清代末期，中国玻璃均以铅钡玻璃为主体。铅钡玻璃相对美观，手感更沉重，但做不到无色，且容易破碎、怕热，此外铅钡对人体有害，久用影响健康，所以玻璃在西方成为主流的盛器，但在古代中国多用来制作摆件、佛教用品等，很少进入日常生活。古代中国人好饮茶，相比于玻璃器，瓷器显然更趁手，所以东方匠人们也没有开发玻璃器的动力，故中国制瓷技术领先西方1千多年，但在制造玻璃的技术上却落后西方1千多年。清代中期，受传教士影响，中国也逐渐具备了制作钠钙玻璃的能力，康熙时，广州便在生产“洋玻璃”，但质量不佳，粤海关曾向乾隆进贡玻璃盖碗，乾隆用后大为不满，传谕“不准报销”。乾隆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清廷建立了第一座皇家玻璃厂，聘请4名“洋匠”。乾隆常到厂察看，在传教士们的指导下，中国匠人们制造出的钠钙玻璃工艺品已不逊于西方。力推玻璃制造“国产化”，应是乾隆早就有的情结，乾隆未登基前，故宫内便已安装玻璃窗，乾隆曾写诗称赞：“西洋奇货无不有，玻璃皎洁修且厚。”乾隆虽然对仿造钠钙玻璃提供了支持，却将其定位为御用的奢侈品，所以对推动中国整体玻璃技艺的发展未能产生更积极的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