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末年，由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，当时的清朝政府，外战不利，内战频仍，焦头烂额。 民族工商业，也因背捐杂税和外商打入国内市场的影响而日趋调零。 博山琉璃业，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也渡过了它的高峰期，由长期的繁荣变得很不稳定。
比较起来，琉璃业还与一般的民族工商业有所不同，因为它独特的货流渠道，和它具有的古老传统，琉璃货品，较少地遇到外商的冲击和竞争，还能在原来的基础上，维持其相当规模的生产。而且，由于中国的门户开放的结果，对外贸易额增多，琉璃制品较多地进人国际市场，部分产品的销路反而有了一定的扩大。作为这方面的例子除料质内画 鼻烟壶在许多外国倍受欢迎外，琉璃花球也成了外商求购的新品种。
琉璃花球，如前所述，在光绪初年还不是商品，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生产工艺过程。光绪廿九年(1903)才由护工张奎元和他的徒弟左承顺成批制作，供应市场。这时候也只是花球生产的雏形。到了宣统二年(1910)又从北京料货庄得到了个瑞士花球的样品，由张积元和张敬荣首先仿制成功，开始生产万花球。跟张和元学徒的孔究芝在此基础上，214
不断演进，与他的儿子孔庆仁和徒弟赵纪福等一一起， 专门进行花球生产，不仅扩大花球的花样品种，如扎游花球、变形花球等，而且根据生产花球的需婴研制了特殊用途的小圆炉，以及剪刀、托盘、钳子等专用工具，形成了专用于生产花球的新工艺。他们的花球色彩艳丽，造型优美，很受欢迎。生产规模扩大，仿效的炉户增多。民国二十三年(1934) 胶济线物产展览会上，孔宪芝经手制作的花球尤见精美，获得奖状。于是“孔家花球”得到了社会人士的正式肯定，被当做花球中的名牌产品，远近驰名，产品畅销全国和南洋各地。
类似的新产品研制和技术竞争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。旧中国没有专利，但可以为创新者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，也能给琉璃业带来一时的繁荣。这种新技术、新工艺往往是在一.定的范围内传播，总要经历一个技术保密的过程，才慢慢地能在比较大的范围内被普遍采用。博山有句谚语说:“宁肯帮 你十块钱，不把艺来传。”正是这种情形的真切反映。
民国初年，博山研制了一种琥珀色的洋烟嘴，在东北军很盛行，用料不多，价钱挺贵，畅销不绝。博山的琉璃业因此大得其利，直到直奉战起，才渐消歇。
清末民初，博山琉璃业具有相当的规模，据调查，大炉(生产料条) 30多家，料丝炉十几家，响货炉、水货炉20米家，平板玻璃炉十数家、小圆炉一百五十来家。据《续修博山县志》1932年调查，拔条炉20余家、拔丝炉3家、科器炉30余家，小圆炉百余只，磨光工人千余。据《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总编1933年调查，有炉料业39家。 这些记载，不甚精确，很多都是个约数，估计的成分为多。所以彼此互有出人，哪个更切合实际，也难下断语。
但通过对许多史料的研究，通过社会调查的核证，对于这段博山琉璃生产方面的特点，可以有如下的认识:
第一、博山的琉璃生产，仍是当时全国琉璃生产的中心。这表现在①琉璃料(包括原料和半成品的条料)的大量外销。博山条料生产的80%运往外地。②博山琉璃产品畅销国内外。《胶济铁路经济调查安报告》(分编五)《博山县工业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调查》说:“文具及其他陈设品，式样日求新奇，远销欧美。以邮包寄去北平。上海、云、贵、川、广等处者颇多。民国十年间，业此者卅余家，出品总值二十万元。”③博山生产技术向外扩散。如北京珐琅炉由博山迁往，博山的生产米珠圆炉移到常德生产等。
第二、博山的琉璃生产技术代表了当时琉璃业的高水平，博山的琉璃产品品种多样、技术高超的技艺人如内画工、水磨工、刘花工、造型工等应有尽有。清朝末年，宫廷生产琉璃聘有博山的御匠，如任子久、任思荣、郝志荣等。北洋政府的铸造局生产微章，北京珐琅器皿制造商“老天利”都是非博山生产之珐琅不用。外商经营琉璃品，也以博山产品为大宗。
第三、琉璃生产受市场销路的影响，不断在增加新品种，生产中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。所谓灵活性，主要是这种生产很便利，不需要很多的设备、很复杂的生产工具，多数属于家庭手工业。有利可图时，趋利若鹜;生产者一时猛增。销路停滞时，马上歇业停产。 所以生产规模和炉工人数经常变动，比年而变，有时还是大起大落。所谓不稳定性，就是盛衰反复，成本与获利可因行市大幅度变动。光绪年间生产一种烫珠(何充珍珠)带到苏杭一带可与金银等价。石绵堂在河南周家口经营的料货庄，在博山值1吊钱的货，转手卖到8。吊。欢战前，博山生产玻璃，每箱6元卖不出去，欧战后，一620元还抢不到手。如此等等。这种不稳定，还表现在一年之内的旺季和谈季。旺季来临(春扶两季)炉工连夜生产，收人剧增，到了谈季(夏冬两季)，产品滞销，甚至吃不上饭。
乍穷乍富，倏忽而变，在炉户中是常有的。博山谣谚:“无实芒打滴溜(杨树开花时节)、小炉匠，吃猪头。 无实芒，落了地，小炉匠，没了气。”有人还编了一段民歌，非常具体地反映了这种季节性生产对炉户生活带来的影响。
第四、在师徒与家族之间，形成生产单元并因传统和技术等方面的因素，形成各自具有的特色。独到的手艺和名牌的货品，多由此产生。如孔宪芝、孔庆仁的花球，任子久、任思荣的珠子，薛家的孔雀翠手锅，毕家的铺丝屏，孙家的珐琅料、李家的烫珠等等。琉璃生产实际上形成了许多分散的技术中心和生产实体。炉主和炉工，生产资料占有者和生产者有依附关系，也是家族或 其他社会关系的结合。在炉料业，师徒关系，根深蒂固，行会观念，格外浓重。
第五、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，资金在相对的集中，建立在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的炉料业，不断地向两极分化。到了清末民初，炉业资本家与广大的炉工作为两个对立阶级，阵线已相当分明。另一方面，生产和商业的分工，使料行实得琉璃之利，一个个发了大财。而广大的商品生产者，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。“穷了小炉匠， 富了料货庄”，这种情况从道光咸丰以后没有变化，而是愈演愈烈。炉工迫于生计，婴忍受大料炉、小炉主、高利贷等好几重盘利，生活日渐筑困。而商业资本的集中，发展到官僚资本的垄断，到后来官方机构也插手炉料业的控制与剥削，使阶级矛盾趋向尖锐化、表面化，终于酿成了光统二十八年(1902) 辅打官僚资产者赵尔萃，旨在驱速垄断琉璃产销“琉璃公司”的“炉行之变”。到民国十七年(1928)又掀起了“砸硝磺局”的声势浩大的反控制浪湖。这表现了工人的最初觉醒，也是阶级关系矛盾发展的反照。
光绪二十八年夏天，进土出身当过夏津知县的旗人赵尔萃来博山，包揽琉璃税务，开办琉璃公司。赵尔草凭借官僚家族的威势，(他的长兄赵尔震是朝中的要员，次兄赵尔巽是后来的东北总督，三兄赵尔丰是后来的驻藏大臣，四川总督)妄图独收琉璃之利，,垄断产销大权，他为了牟取暴利，发琉璃横财，以势压人，割断外商与本地的购销联系，造成独家经营的局面。他在货源充足的时候，却故意不收货、等到产品积压、炉户没法周转生计无着时，又采用低价、压价、剔级等办法少支钱、多买货。转手之间，又以高价出售。只顾自己赚钱获利，不管炉户死活，结果广大炉户只有出的力，没有吃的饭，逼得无路可走这年的腊月初八，由徐登亮、孙坦佑等几人带领，去炉神庙“齐行”，冲进赵公馆，痛打赵尔萃，将应琉璃公司赶出博山。虽然炉行吃了一场官司，毕竞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。
过了30多年，到民国廿四年(1935) 夏五月，继打赵尔草之后，博山护业又爆发了一次反抗官办硝碱专类的群众斗争。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:
当时的政府，看琉璃业有利可图，除了设琉璃税捞取钱财外，又设了一个硝磺局，控制琉璃生产不可少的硝、碱等实行专买。他们的办法是税务包干。税官每年向官方缴定额税款，收多收少，则不子过问。承包的税官，都想在任内，尽多地柞取，税额随意加码，专买的硝碱等炉业必需物也哄抬涨价。这样的结果，便使琉璃冶炼成本提高，受到直接影响的是大炉(生产料条)。大炉的炉主多是资产者。他们不便与官商直接对抗，就随着抬高料条的出售价，把困难转嫁到小炉(生产琉璃制品)的炉工身上。硝磺局贪得无厌，炉工们却因琉璃品涨价销路不畅，一次次因原料涨价而受苦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由炉工孙苟博、盛登亮组织护工数千人聚会抗议，到县府请愿，满街高呼要饭吃的口号。硝磺局慑于群众威势，闻风逃跑，官方也被迫让步，规定税收限额，取销硝磺专买，琉璃工人取得了又一次斗争的胜利。
第六、在洋务运动、百日维新、和振兴实业的呼声中，博山琉璃业，也曾进行过现代工业的改造，引进新技术，由官方投资，兴办实业。时间虽然是短暂的，但对博山琉璃的改造和发展发生了明显的作用。光绪末年山东官府工艺局在博山开办了工艺讲习所(也有叫博山习艺所的)。光绪三十二年，山东巡抚胡廷干以二十万七千元投资，在博山兴办-一个博山玻璃厂，招雇博山工人130余人，引进德国机器和聘寝德国专家，采用新法生产。这是我国第一座平板玻璃厂。民国商务印书馆编印的《重编日用百科全书》中册物产玻璃项下说:“吾国组织玻璃厂，始于前清光绪季年，时有山东博山玻璃厂”，就是指的这个生产平板玻璃、玻璃器皿的厂。它比秦皇岛、大连、天津、河南、辽宁、吉林、徐州等地的玻璃厂早十几年到二十几年。这个山东博山玻璃厂因经营不善，宜统二年即歇业停办，但生产平板玻璃的技术却被博山工人保留下来。小型制作一时骤兴，盛时多至10余家，年产达到7000余箱，较著者有启明玻璃公司、人和玻璃公司、福厚玻璃厂、昌成广炉美和玻璃炉、长泰放璃炉、万盛义、全祥等。而生产玻璃器皿的炉号达150余京。产品如丝玻璃灯器、药水瓶、糖缸，反口瓶、杯、碗、珠、铜、文具等大最地生产出来，远销国内外市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