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山东巡抚胡廷干等筹资二十万七千元，兴办的博山玻璃公司倒闭后，博山从此开始小型的平板玻璃生产。作为琉璃业的新兴品种，一起加入了琉璃生产的行列。这种小型的平板琉璃生产，虽然没有什么竞争力，数量也有限，但因为本地原料丰富、工价低廉，还颇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货进口中断，而国内对平板玻璃的需求并未减少，博山因此获得了一个发展的的好机会，业此者，迅猛增加，兴盛一时。
这段时间市价高涨，猛增数倍，据《农商公报》(1916这段时间，东博山之玻璃业)载:“平板玻璃以前年12月第廿九期)《山东欧战刚起时，曾涨至每箱二十五元，到的价格是每箱六元，而且销畅旺,市场范围不断扩大。”1916年稳定在十元左右。中国玻璃工业之新趋势》(第1921年9月《上海总商会月报。.... 博山玻璃之需用博得非一.卷第三号》上说:“欧战以来，，每背价，北至满攀，南窑南洋，给无不知得山玻明之名都月创达城在十万元内外”.市场的良性刺激，使平板玻璃制造业很快兴旺起来，加户骤增，产量信长。这期问，平板玻璃的生产规模，“1916年已有专门生产玻璃炉户十三家，日产五百余箱。”(据1916年十二月《农商公报》。《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》记载:“迫欧战发生， 舶来外货停止入口，玻璃市价高涨，本地(博山)玻璃工厂之成立，犹如雨后春笋，骤增至二十五家，共有炉百五十余座，以每炉月产二十五箱计(每箱四十英方尺)每月可出三千七百五十箱，畅销各处。”这个统计数字，没有载明是那一年。本市的有关记载见于1952年淄博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编写的《淄博市工业产品、矿产品介绍》书，在《玻璃料器类》中写道:“清末 虽有玻璃公司之创设，制造平板玻璃，规模也比较大，因系官僚资本，不善经营，未出成品，即行倒闭:但此后即有平板玻璃炉之设立。及至欧战开始，外货断绝，本市玻璃业因以发展，从事该业者，曾达三十余家，有玻璃妒一百八十余只，每年销量达万三千余吨，各省主要城市争来设庄收购。”这是当时最盛的情况，比较起来，这是一个全面的确实的统计。博山平板玻璃生产，220
从无到有，并迅速扩大在整个琉璃业中所占的比重。据《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》，民国十年(1921) ，玻斑生产总值约20万元，而平板玻璃占一半左右。《淄博市志》(未定稿)说:“当年磨光工有千余人，炉工两千余众。”
欧战结束以后，外货又源源涌入国内市场，平板玻璃业遭受打击，无利可图，各厂相继停业，到1932年仅存3家，有炉19座，每年产量3000箱，市场范围只限济南、周村和潍坊沿胶济铁路一线。
琉璃生产为了打开新的销路，博山炉业迅速改变了生产方向，发挥自己的优势，面向实用，创制各色各样的玻璃器m,如套料刻花瓶、刻花碗，各式内画瓶、铺丝、杯、盘、壶、碟等代替平板玻璃生产。或者以切合实用为目标，迎合市场需要，制作各式文具、花球、珠子、烟缸、灯具、药瓶、标本瓶、医疗器具、化妆品瓶、浆糊瓶、暴水瓶等等。另辟蹊径后，销路大开，除供应国内市场外，远销欢美、 日本、南洋等地，从事玻璃器皿生产者，多达67户，年产量800吨，生产总值占整个琉璃业的70%以上。
本世纪20年代初到“七七”芦沟桥事变以前，虽然随市场情况变化，一些产品此起彼伏，互有消长，但总的说来销路很好都有活干，各炉开工率甚高，呈现一个兴所发达的好局面。
“七.七”事变后，由于战争破坏，交通梗寒，加之帝国主义对一些化工原料战略物资的控制(如碱粉、火硝等)，博山琉璃业一度受到严重摧残，有的被迫停产，有的虽勉力维持，也如风烛残年，危在旦夕。1937年国民党谷良民的部队在博山驻扎以“抗日救国，匹夫有责” 为口实，征放无度，连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，他们名为一方保障，实为一方祸害。本来已不景气的琉璃业界，变得更加调零破败，又使大批炉工失掉生业。
这年冬，日本侵略军越过黄河，博山国民党驻军扬言实行焦土抗战进行敲诈，结果裹胁地方大批财物后撒走。12月30十日晚，日本冈骑部由西河侵占博山。就在这同一天晚上，日木侵略军在北关谦益祥货栈(今消防队住址)，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屠杀案。
原来市场凋蔽，市民生计无着，贫困难支，再加反动势力敲骨吸髓残酷压榨，造成博山城内成群的失业者和大批饥民。他们为生计所迫，铤而走险，趁时局混乱，抢了程玉琨谦益祥货栈的粮食。日本侵略军嗜杀成性，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饥民，荷枪实弹，如临大敌，竟架起机枪，堵住大门，疯狂扫射，接着又进去搜索，将未被打死的都赶到镇东小山上，一个个野蛮枪杀，到场的200余人，包括老弱妇孺，无一幸免。其中有不少是西冶街的炉户炉工。
日本人占领博山后，推行“强化治安”，实行腥统治，同时还严密控制和疯狂掠夺博山的丰富资源，日伪成立的煤炭经营所，控制矿井产销，限制民用和工业煤炭、窑、炉两业能源不足，生产受限，张博铁路为侵略者把持，外销运输也极感困难。
1943年的饥荒，给广大炉工带来更大的灾难。这年货品滞销粮价飞课，不仅失业者没有出路，也使勉强支持的护户纷纷破产。有的靠典当度日，暂顾一时，有的改业投弃，另谋出路，有的无法可想，只好弃家逃难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年炉户炉工下关东的就有100余人。炉户聚居的西冶街一带，炉烟稀少，穷愁笼罩，病饿而死者一日数见。没有外逃的炉户，为了生存，到处奔走，当苦役，下煤井， 做小贩，炉业生产，几陷停顿。淄博市手管局解放后“十年总结”材科称: 1943年仅剩水响玻璃炉十二户，以十二座炉进行生产，从业人数九十六人，年产日用玻璃一百零四吨。不到盛时的十分之一。
1943年，许多炉工为了保条活命，四下逃奔，下关东的数量较大，逃往其他地区的也为数不少。这次逃荒带来的结果，就是博山炉工的大量散失，遭遇苦难，人口死亡，血泪辛酸。但客观上也带来一个积极的副产物，那就是博山生产琉璃的技术，在炉工逃亡的地区得到了传播。东北的阿城、哈尔滨、三棵树，山东的济南，江苏的连云港，还有山西、河北等地，都在此后开始了琉璃生产。解放后，这些地方的琉璃炉变成了琉璃厂，博山去的许多炉工，都成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。哈尔滨琉璃厂的冶炼技师乔希三、三棵树琉璃厂经理邹司英、连云港琉璃厂副厂长冯干普等，都是1943年博山逃荒去的琉璃工人。
国民党统治时期，苛捐杂税，多如牛毛，征兵拉夫，接连不断，人民不能安居，更无法安全生产。博山地处紧要，是我军与国民党军争夺的重点,虽然有数次解放，但时间都比较短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，时而攻进来，时而撤出去。当时处于战争环境，我军还没有余力去恢复生产。“四出五进” ，拉锯一样的局面，使琉璃生产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上，受到进一- 步的削弱，每况愈下。连许多能工巧匠，也无用武之地，被迫改行转业。著名的内画艺人张文堂、薛京万等，都到山头画陶瓷谋生。
博山1948年八月最后一-次解放时，炉料业- -片萧条景象，余息仅存，不绝如缕。据淄博市手管局1959年“十年总结”记载:“到1948年(炉料业)仅存十户，从业人员七十五人，年产仅四十三吨。”这就是说，仅存的十户，半死不活地勉强开业，凑合着维持生计而已。因为产量很低(还达不到1932年产量的百分之十)更没有相应数量的产值和收益，产品销路仅及博山城区和附近农村，博山琉璃业，已濒临全面破产的悲惨境地。纵观民国初年到解放前，这四分之一世纪， 博山炉料业由盛而衰，变化是很大的。“七七”事变前，曾一度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，但好景不长。从抗日战争开始，伙迳渐走下坡路，直线下降，不断地遭受捕残，一次一次地损伤元气。+年多时间，停业倒闭，有加无已。追至1948年解放时，琉璃业疮疫满目，在在待毙。解放后，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，才如早苗得雨，重获生机，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。
